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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[美]贝文·亚历山大

　　尽管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当局都不愿承认，但联合国军所面对的却是一支数量庞大而又很卓越的军队。北京一直把这支部队中的军人叫做志愿军，显然是因为双方都把朝鲜战争当作一场地区性冲突，始终想维持这一荒诞的说法。事实上这些军人都是正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，随部队部署在朝鲜。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与国民党作战的中共游击队。到1950年时，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成为强大武装，但它却还保持着过去游击战时期的作风和传统。由于这样，人民解放军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军队都迥然不同。

　　中国军队有一点极不寻常，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单独军官建制。不过其“干部”或领导小组却很坚强，而且每级都有领导集体，完全可以起到军官建制的作用。人民解放军在将军以下没有军衔，指挥官都按职务来称呼，如称作“班长”、“连长”等。为保持部队的游击队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(明显只有中国军队是这样，其他共产党军队则不然)，官兵一律着同样服装。这方面就与他们的北朝鲜同志有别。北朝鲜的军官，按照苏联模式着军礼服，并配有醒目的肩章，标明级别。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服装基本上相同，上装虽有一点差别，但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，军官的制服有时在领子和袖口处带有红色镶边。

　　中国军队的冬装都是厚墩墩的深黄色或深蓝色棉衣。棉衣内套有夏季的军衣或其他衣服。这种棉军装穿在身上，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军人，但却非常暖和，不过打湿后却不易干。中国军人都穿胶底棉鞋，有些人穿的靴子有皮衬里。棉帽很厚并有遮耳。

　　亚历山大·L·乔治根据其对中国战俘的调查，对在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研究。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。其所以这样，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，而且是为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，使他们参与讨论、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。这种做法，结合其他措施，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。[译者注：这里指我军战前召开的“诸葛亮会”的优良传统，即走群众路线。]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，增强责任感。而这却使联合国军的审讯人员感到困惑，他们无法相信这些不识字的士兵，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确切情况。

　　中国军队是以战斗小组为基础组成的。其基本思想是，彼此间的同志关系可以鼓舞士气，士兵的社会行为由亲密无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。这样，步枪班就采取“三三制”。其中每个小组有3个人，在3个人中指定一人任组长；3个人互相监护，3个小组组成一个班。这种小组制度意味着每个小组长只管3个人，并有助于解决各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即让士兵投入实际战斗。由于十分看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，所以各师的官兵尽量由同一个省或同一个地区的人组成；各连的战士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。像中国这样一个方言众多，风俗习惯差异又很大的国家，采取上述做法十分重要。在条件许可时，整个队伍常被安排回本省家乡去修整补充。这种办法倒有点像英国军队中团一级单位所实行的制度。不过由于朝鲜的形势十分紧迫，这一制度已被打破，队伍的团结受到了影响。

　　与国民党军队相比，人民解放军的进步是废除了对士兵的打骂，决不容许对士兵有任何歧视、专横或虐待行为。在伙食方面，官兵一致，不得搞特殊化。军官要使用文明语言称呼士兵，取缔极端的军事礼仪形式。官兵间提倡同志友爱，采取精心制定的评模表功制度，对好人好事及作战勇敢者进行表彰奖励，对不良行为及战斗表现欠佳者开展集体批评，以此来加强纪律、改善作风。

　　令人十分吃惊的是，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，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，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。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，来源比较混杂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，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武器。他们拥有的大炮不多，而且大部分都留在了满洲。但他们的迫击炮却发挥了充分的效]]> 感悟(教育) 教育思索 Sat, 27 Oct 2007 17:37:19 +0800 编后：《毛泽东自传》出版的前前后后编后：《毛泽东自传》出版的前前后后

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故事

　　在毛泽东诞辰108周年和逝世25周年前夕，尘封64载的传奇之书《毛泽东自传》，日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今年4月19日，一本1937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自传》惊现于古城西安。10天之后当我从北京飞赴西安，看到这本尘封了64载的传奇之书的那一刻，我仍然按捺不住我这颗因激动而颤抖的心灵，它仿佛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圣者，给我讲述那穿越历史时空隧道的悠远而有神奇、神秘而有新鲜的故事。

　　《毛泽东自传》是一本十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。而在解放前的“国统区”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《毛泽东自传》非常罕见，这是因为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领袖的传略只能以别的书名或以“隐蔽”的方式出版。而且由潘汉年亲笔题写书名的也是第一次发现。

　　《毛泽东自传》是一本真实生动、自然亲切，又撼人心魄的好书，捧读它，就好象是在面对面地聆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，没有做作，没有浮躁，没有功利，也没有传奇。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，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的肤浅的想象，但读起来仍然是那么的从容而又漫不经心，宽容中又蕴藏着坚忍不拔，善良、英勇、顽强、自信、拼搏等等这些形容词，在毛泽东的故事面前已经黯然失色。

　　全书以第一人称口述，就好象是在讲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而毛泽东其特殊的经历和磨难，在其述说中也变得平静如水，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是在聆听自己朋友的故事，真实可信，又风趣幽默。经过查阅考证各种文献资料，《毛泽东自传》出版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　　 -毛泽东为什么向一个外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？

　　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·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。1936年7月15日，他在宋庆龄先生和我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到达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保安县(即志丹县)。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，并与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，即本书附录中的《毛泽东论中日战争》。

　　同时毛泽东还建议斯诺到前线去看看。斯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，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，对中国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、所看、所记的事情写了一系列通讯，首先在英美报刊发表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，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。而《毛泽东自传》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。

　　在此期间埃德加·斯诺给毛泽东列了一个关于毛泽东“个人历史”的问题表，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。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。“不管怎样，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。”斯诺就非常着急，力争说“在一定程度上，这比其他问题上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。”斯诺说：“大家读了你说的话，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。再说，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。”

　　在当时，国民党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、愚昧无知的土匪，只知道烧杀抢掠，共产共妻，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。毛泽东仍不表态，斯诺就接着说：“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死去的传说，有人说你说流利的法语，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，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，有的强调说你是一个发狂的狂热分子。”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，“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。”为了避谣，正人视听，纠正这类传说，以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毛泽东再一次审阅了斯诺列的那些问题。最后毛泽东说：“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，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。”“我要的就是这个！”斯诺叫道，非常的高兴。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。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，认真记录下来，写了《毛泽东自传》。斯诺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，每次和毛泽东谈话时“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。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，交吴氏译为中文，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。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，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。”而据吴黎平1979年所讲：“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，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，由黄华译成中文，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，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。”而斯诺在写作时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和妻子海伦·斯诺还有过争议，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，为他的书做些摘要，他准备用第三人称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，海伦惊呆了，当即提出异议“这可是经典著作，是无价之作！”海伦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，不能改动原材料，而应用毛泽东的原话，用第一人称才更完美。斯诺采纳了妻]]> 感悟(教育) 教育思索 Wed, 24 Oct 2007 01:02:25 +0800 《毛泽东自传》（4）《毛泽东自传》（4）

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

　　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，都开始有进步了，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。例如，“游击主义”就是一个弱点，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、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。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，就是“流氓性”(63)——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，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。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，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，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，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。

　　许多这些弱点，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，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，都一一克服了。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，消除许多误解，并采用新计划，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。在这以前，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，并且为党中“托派”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。这时我们展开了对“托派”的猛烈斗争，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。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，企图毁坏红军；在几次败仗以后，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。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，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，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。(64)

　　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。次年，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。一九三○年二月七日，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，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。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。会中，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，而对“机会主义”(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)的斗争是克服了。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。当时，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。在大会上，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。对于这个新的纲领，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。

　　渐渐地，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，军纪加严，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。早在井冈山时，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，即：服从命令；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；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。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，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，在上述的三条之外，另加了八条规则：

一、当你离开一个人家，将一切门板(睡觉用)放到原处；

二、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；

　　三、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；

　　四、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；

　　五、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；

　　六、和农民以诚相待；

七、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；

　　八、讲卫生，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。(65)

　　这八点的施行，愈来愈见成功，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，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。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，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：第一，誓死与敌人斗争；第二，武装群众；第三，捐钱帮助战争。

　　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，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，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。在井冈山时，我们有四个口号，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，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。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：“敌进我退”，“敌停我扰”，“敌避我攻”，“敌退我追”，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，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，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。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，一般总是失败的。红军的人数很少，较敌人少一二十倍；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，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，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。

　　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，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。这就是说，要避免阵地战，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。根据这种方策，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，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，和迅速而有力的“速战”。

　　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，红军是偏于一种“波浪式”的发展的，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——以“飞跃”获得的前进，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。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，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，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。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，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“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”。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，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；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，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。当时，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，并且势力很大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，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。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。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，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。感悟(教育) 教育思索 Wed, 24 Oct 2007 01:00:43 +0800